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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文化精神与现代文明方式

1999-05-19 来源:中华读书报 王瑾瑾 我有话说

我们确定一种文化的价值,要看它在历史意义上和现实意义上,为人的文明形态是否提供了长久的发展动力和有效的协调机制,要看它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状态的联系程度和影响程度。作为受中国文化哺育的中国人,我们当然希望中国文化对于人类具有永恒的价值,历史如此,当代也不应例外。至少它也应该相当积极地参与到现实生活中去,成为某种大家公认的准则。

对于文化而言,其实最忌说“成熟”,成熟意味着停滞和开始腐朽。最好是“成长”。某些根本的文化原则也许不会改变了,但必须与不断进步发展变化的人的现实社会相调适,否则会被弃之不用。

文化作为人类进步的原动力,也一定应该是维护社会正义、健康、和谐的轨范,二者皆不可废。我们观察中国文化,常发现这种原动力与轨范在发生矛盾,协调总不顺畅。

在季羡林先生的新著《禅和文化与文学》(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)中,我们感受到了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真诚热望,也读出了先生中西文化的深厚学养。书中反复阐发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,应是中国文化精神最灿烂的一页。先生以整个历史进程和全人类为视角,格外具有精辟和深刻含义。但我的困惑仍未减少,也不在此。我理解的文明,除了美好的理念和至纯至美的追寻,还应有现世的操作,精神的“经典”应与现世生活形态相融合。人的理想,要化做对具体生活的点滴改善。

我们很想找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联系,什么是真正的血脉相通、骨肉相生。中国文化自有其灿烂辉煌的一面,它照亮过漫漫的历史长路,我们完全可以为之自豪。但它的另一面,却也应正视。如强调和谐,秩序,却化为政治制度的高度僵化,极大地压抑了民间的精神资源,积蓄了社会矛盾,而一再形成爆发式的破坏行为。而中国文化,特别是文学的精英化、优雅化,虽包含极高的审美价值,却很难作为全社会各阶层民众共同的行为方式,没有成为开启民智的有效手段,最终影响了现代教育方式的形成。实际上,中国五千年的社会生活史,是十分沉重和苦难的。社会决策呈严格的层级排序,帝王意志即最高真理(实际如此),真正反映民情民意的决策机制始终未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是为一大缺憾。再有,社会生产的长期低水平重复,现代产业方式从未形成,虽然有许多辉光闪烁的技术开发,但仍未成为有效的改造社会的工具。这与中国文化对天理与人欲的特有理解方式,应该有密切关系。

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,从根本上不会与现代文明方式相矛盾,但也不会自然相融合,这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现代文明社会倡导进取、公正、民主、自由,我们应该也会找到它与中国文化精神的顺畅通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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